并不富裕的重庆，已连续三年将半数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连续四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超过4%；并下定决心，出台了字字亿金的“民生十条”等等。重庆的底气从何而来？答案之一就是重庆国企。 今年1月，重庆国资加入“万亿资产俱乐部”。此前，这个“万亿俱乐部”里仅上海、天津、北京三名成员。
从经营性国有资产1700亿元居全国十九，跑步跨入万亿门槛，重庆国资6年增长6倍，全国最快。
回顾“十一五”国企跨越发展之路，还有一条主线日渐清晰：作为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力量”，重庆国企在党和政府及人民需要的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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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企相当于政府“第三财政” 2009年，于全球经济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年份，对重庆国企亦然。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肆虐，世界经济变得扑朔迷离。而重庆国企却在遍地哀鸿中化“危”为“机”，实现弯道超车，主要指标再创新高。
与此利好呼应，2010年重庆“两会”上，市长黄奇帆宣布，2009年，重庆财政民生支出资金682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51.7%，创历史新高。这已经是重庆连续三年，将半数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并不宽裕的重庆政府，底气从何而来？
市委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道出玄机：2005年开始，重庆国企率先实现“财政断奶”以来，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政府的“第三财政”。
“第三财政”的说法最早源于黄奇帆。在今年的国资工作会上，黄奇帆说，我管了七年财政，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政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
“第三财政”的作用不可忽视。重庆财政积弱已久，黄奇帆曾提到，自己刚到重庆时管城建，那时还没有“八大投”，市政委主任与建委主任整天“吵架”，吵到自己这里，为什么？因为，那么多的城市道路要维护，要几千万，甚至一个亿、两个亿的钱，市政委就说建委不给钱，建委说我就那么几个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给不出来钱，大家扯来扯去。
“八大投”自组建之日起，便承担了为财政托底的重任，每年承担400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项目投资。
“全市重大基础设施的75%是‘八大投’干的。”崔坚说。在“八大投”运作中，重庆还实现了563亿元的资产升值，为重庆市政府公共服务转型腾出财力空间，让并不宽裕的财政腾出一部分钱，更多地用在民生上。
耳熟能详的案例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中，只有重庆连续4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超过4%；在西部12省市中，重庆仍然实施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对企业只征15%所得税……
国资预算大大增强了政府蕴财于企、藏富于民的底气。这份底气，也给了重庆实施“民生十条”的信心：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投入3000多亿资金，为老百姓造房子、找票子，解决民生大事。在“民生十条”中，建设公租房、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8大民生项目，由重庆国企主动承担。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对重庆国企改革颇有研究，他认为，以公租房建设为代表的民生大事，实则是一个将国资经营收益向城市低收入群体进行“利益输送”的过程，体现了国有企业在保民生、促和谐中的社会责任。
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只手” 重庆超常规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国企基础设施“兵团”在发挥主导和核心作用。而在服务重庆发展的同时，重庆国资也实现了自我增值，迈入万亿大关。
偶尔也有质疑的声音：重庆国企的强势发展，是不是源于政府大搞“国进民退”，是不是存在与民争利嫌疑？
黄奇帆正面阐释过这个问题：重庆的基础设施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有些事苦于没人来投资，招投标都没有人来。例如修高速公路———不像广东、上海修高速公路，许多民营企业去追逐，因为那里高速公路效益好。重庆的高速公路1公里投资七八千万元，在边远区县甚至要八九千万元，而征地那么贵的上海，修一条高速公路1公里也就3000多万———重庆每建100公里高速公路，几乎要打60公里的隧道或者修60公里的高架桥。
高成本，但是车流量只相当于沿海的1／3。“投资大两三倍，车流量小两三倍，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招投标都没人来。”黄奇帆说，在没有人干的领域里面，“八大投”只能承担起开山铺路的重任。今年10月，重庆2000公里“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提前10年完成。
崔坚说，这就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一马当先，发挥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国有企业就是干这个活的，不是逐利而去，是奔着为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而去。”
另一方面，黄奇帆曾强调，“国有企业不管怎么市场化发展都有政策性功能，都不能忘了政策性的意图贯彻。”重庆国企在政策与市场之间，发挥着“第三只手”的杠杆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重庆工业企业亏损面达16%，而且有2%到3%的中小企业有倒闭的风险。
重庆打出组合拳破解融资难题，其中包括注资10亿元，使重庆三峡库区产业担保公司增资到30亿元；再注册两个资本金分别为50亿元、30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为中小企业撬动600亿元到800亿元的资金。目前，重庆多家国企出资60亿元，先后成立8家担保公司，可为重庆中小企业提供近500亿元的融资担保。
“这是国有企业的责任。”黄奇帆认为，三峡担保公司若拿这30亿元去搞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保证一年有10个亿的利润，但是做担保却是为他人做嫁衣，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意做，那，国有企业就要主动承担，这就是国企营造市场健康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贡献，对落实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政策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
同样，重庆农商行1200亿的贷款余额，70%是“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和民营企业贷款。不是农商行找不到大项目、大企业，而是必须针对中小企业，必须在郊县活动，因为农商行姓“农”。
“国企事实上成了国家政策延伸的杠杆，使全社会包括民营企业受益于这种调控政策的延伸、服务。”崔坚说。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重庆国资运作的基本原则已逐渐清晰———即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其他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在投资风险大、其他资本不敢投入的领域，在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型经济领域，通过国有集团先投先试，激活市场信号，搭建市场平台，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重庆国企尽量不去‘与民争食’，甚至会审时度势，主动退出一部分。”崔坚说，近几年，通过BOT(建设-经营-移交)、BT(建设-移交)、TOT(移交-经营-移交)等模式，重庆已经引导大量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如今，在上万亿元的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占比近40%。
有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重庆的民营经济也从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受益匪浅，每年获得20%以上的增长，在GDP中的占比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占比已超过“半壁江山”。
国企担当“长兄”责任，支撑重庆内陆开放 2010年，迈入“万亿俱乐部”的重庆国资，开始了新的征程。在全市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四三三”产业布局，重庆国资开始向世界借力，围绕延伸产业链谋求集群式发展。
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资产价格下降，产业转移过程加速，致使资产的收购成本降低，重庆国企借机“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在技术并购、资源储备、市场拓展、引进外资等方面亮点频现。
9月底，重钢完成对亚洲钢铁60%股权交割，标志着重庆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正式启动。有着百年历史的重钢，一直担当着为重庆发展铸造“钢筋铁骨”的重任。然而，近几年，这位工业“老大哥”却遭遇发展“瓶颈”。环保搬迁后的重钢，钢铁产量如预期般增加，铁矿石的需求量随之攀升。
“矿石是钢铁生产的基本原料，对铁矿石资源的把控能力，将决定钢铁生产企业能否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占据主动。”重钢人意识到，若想持续长久地发展，当务之急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富矿”。
经过多方努力，重钢成功牵手亚洲钢铁，15亿元拿下澳洲铁矿石开采权。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重钢发展的铁矿石资源供应问题，还帮助国内企业规避了进口铁矿石涨价风险，进行铁矿石贸易，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无独有偶。在南半球的另一侧，同样播撒了重庆的印迹。一直苦于无耕地扩大种植面积的重庆粮食集团，将重庆的种子播撒到了巴西。相关负责人介绍，粮食集团将投资约57.5亿元人民币用于300万亩大豆基地建设项目。
一边是“走出去”，一边是“引进来”。重庆四联集团成功收购霍尼韦尔公司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蓝宝石技术。由此，成为重庆企业赴海外收购高新技术企业的首个案例。
尽管这个举动在策划之初颇受争议。事实证明，这个在当时看来“大胆”“狂妄”的举动是对的。四联集团取得产业链主动权，获取霍尼韦尔在北美的客户资源，由此产生的利润源源不断。
成功并购吸收案，在重庆并非孤例。
几个月前，重庆机电集团远赴欧洲，与英国精密技术集团在伦敦完成交割协议，重庆机电集团将精密技术集团3个核心子公司、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悉数纳入麾下。
这其中包括3项行业内公认的世界顶尖技术，一举使集团相关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缩短了10年-15年。登上国际舞台后的机电集团，不仅增大了与世界先进企业合作时的话语权，还增加了对海外企业提供配套业务的可能性，并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锻炼了一支国际化的人才队伍。
此外，跨入千亿门槛的高速集团，开启境外股权融资的先河，为未来“三环十射”的交通蓝图，有效破解了资金“瓶颈”。崔坚说，这一切，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企业练就国际竞争力并将其植入企业内核的契机。
这样的“一进一出”，重庆引进外资3年涨了6倍，从10亿美元增长到60亿美元，“走出去”50多亿美元，内陆开放高地跨上新的台阶。不过这个速度正在加快，由重庆国资组建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对外经贸集团、西永微电园和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等一批对外开放平台，正缩短重庆与世界的距离，让企业与世界接轨。
11月3日，依托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继惠普之后，再引来宏碁落户，重庆在打造亚洲最大笔记本电脑基地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以开放平台为支点，营造良好的开放环境，是西部地区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进一步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一条有效路径。”崔坚说，这是国企始终不可推卸的“长兄”责任。
国企身先士卒，投身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大平台推动大开放，重庆内陆开放逐渐步入正轨。如今，国资委肩头的另一副担子是：重庆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国企仍需身先士卒。
10月27日，解放碑CBD重庆交易大楼内，3楼的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安安静静，偌大的交易厅里有几十个银色信息位，却只有一位市民在查看实时行情。显示生猪交易价格的电子屏上，每隔几秒钟，红色的交易价格便更新一次。
表面冷清，而背后其实多笔线上电子交易正在进行。对于重庆甚至国内一些生猪养殖户来说，“肉贱伤农、肉贵也伤农”已是过去式，这个交易所已成为他们规避养猪价格风险的“避风港”。
于去年12月27日开业的重庆农交所，是西部首家期货市场，也是一个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平台。与其一同入驻的还有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农村土地交易所和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这些要素交易所的背后“推手”，无一例外是重庆国资。围绕打造区域性金融要素集聚的高地，国资委以“重组”手段激活地方金融企业，这几大交易所的集体亮相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要素交易所的意义不只于此，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和鼓励城市产业向“两翼”地区延伸，实现要素向农村流动，资源向农村聚集。崔坚以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从中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是国企使命和责任的体现。
还是10月27日，进入重庆交易大楼10个月的股份转让中心即OTC交易所正式鸣锣开市，首批挂牌交易的“七朵金花”里，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进入OTC挂牌交易的地产企业。
“瞄准OTC，显然是聪明之举。”重庆容磁地产经纪老总王雪松分析称，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规模的，融资途径十分匮乏，一些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在OTC市场是能够获得机构投资者青睐的。
通过OTC打开资本市场通道只是朵力的第一步，转入主板市场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第一步迈出后，就能培育奋斗方向。”朵力股份董事长黎伟的话意味深长。
这其实也是重庆谋划OTC市场的“野心”。黄奇帆在OTC市场挂牌时称，希望该OTC市场成为公司上市前的一个培育平台，同时，也探索垃圾股退出机制，成为企业上市前或退市后的一个中转站。
这样的愿景尚需实践，但重庆却向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这个OTC市场，无异于重庆金融体系中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除此之外，惠普超过千亿美元的“亚太结算中心”已落户两江新区，今后5年，重庆要建立中国首个内陆离岸金融结算中心；西南证券成功登陆A股市场；重庆银行上市进入最后审批程序；农商行成为全国农信社转制的“楷模”；重庆信托各项综合指标位居西部第一……
这一系列举措，已经产生积极效果，目前，重庆金融GDP已占全市GDP的8%左右，居于北京、上海之后，正在形成支柱产业；重庆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率不到1%，和上海、北京并列中国前三位。重庆国民经济证券化率正在提高，3年前，上市公司市值与GDP相比不到10%，如今已经超过40%……
一切迹象都在表明，重庆区域性金融中心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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